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统一

儒家篇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伟大时代，亦为管理学思想进化的巅峰时段。当今世界，一年或可创造一千项科学新技术，但一千年却未必能产生一种管理新思想。思想，是人类对事物认知而形成的观念组合，管理对象是人，管理思想就是人类认识自身而形成的一系列观念组合。然而，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人类或可深入太空认识浩瀚的宇宙，但当今世界70亿人中，有谁能真正认清自己？如果连自己都认不清楚，何以认清别人？何以认清人类？何以认清管理？这也是一千年未必能产生一种管理新思想的根本原因。

话虽如此，但有个现象很有趣：书店里，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书籍并不多，且此类书籍无论有多少版本，内容大体一致，原理就那几个原理，定律就那几个定律。与之相反的却是管理学书籍，一书一作者，一书一观点，张三有其认识，李四有其想法，王五有其逻辑，看管理学书籍似如骑马看风景——处处有新意，管理学书籍的撰著发行犹同曹操八十万兵马过独木桥——没完没了。从此角度讲，一年貌似可以产生一千种管理新思想。其实，此种“新”思想早已囊括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中。

例如，企业常把塑造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力求通过文化促进人员勤奋工作，此等“新”思想或可称之“文化治理”思想。殊不知，“文化治理”思想在中国早已延续上千年。号尊“元圣”的西周能臣姬旦（俗称周公），其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整理改造成中国第一部系统化的治国典章《周礼》。《周礼》是儒家的煌煌大典，但《周礼》不是礼，而是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法治来生成周朝社会特定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准则，此即儒家所说的“礼”。塑造企业文化无外是帮助企业员工树立某种观念、养成某种习惯、强化某种自觉，此与儒“礼”别无他异，故而企业“文化治理”思想与儒家“礼治”思想无本质性区别。儒家创始人孔丘年迈时叹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丘很膜拜周公，所以一直主张恢复周礼，却终不可得，原因何在？原因很简单，周朝的“礼”是通过法治生成的，而孔丘主张的做法却不是法治，而是教化。国有成语“约定俗成”，这是周公“礼治”的核心方法，也就是通过法治生成礼，而孔丘则是倡导利用教化来生成“礼”，两者有本质性差异。时下，拉横幅、贴标语、制展板、做橱窗、办内刊、背理念、喊口号、搞活动等是诸多企业实施“文化治理”的基本方法，但本质亦是类似孔丘主张的教化，只是手法是较为隐秘的环境教化、氛围教化。

孔丘试图通过教化实施“文化治理”的思想虽在中国延续千年，亦被历代统治者推崇，却没有得到完全实践，也没有促成哪个王朝的强大，故其并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相反，周公“约定俗成”的“文化治理”思想却让周朝存世近800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有人或驳：东周（春秋战国）纷乱500多年，周室名存实亡，怎能证明其成功？周室的确名存实亡500多年，其间群雄并起，却无人敢灭周室，其因何在？再者，各路诸侯内心藐视周室，面上却无人不敬周室，其因又何在？再者，无周室策封，实力再强者亦不敢自封为公，其因又何在？其因很简单：东周虽乱，但社会伦理纲常却不乱，社会伦理纲常不乱皆因其已深入人心骨髓，故《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探寻事物本质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谈文化治理必先弄清文化的本质。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文化应当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饮食、艺术、建筑等都属于物质文化范畴，物质文化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比如京剧通过人的衣装、肢体、声音等进行表现；精神文化则是通过人群的行为习惯来表现，比如，人人都有孝敬父母的习惯，“孝”便是该群体的文化。“文化治理”的“文化”泛指精神文化，本质是群体的某一行为习惯。比如，所有员工均有自觉进行工作创新的习惯，创新便是该企业的文化。或可说：一个人的习惯叫性格，十个人的习惯叫风气，所有人的习惯就叫文化。所有人的习惯通常称之风俗、习俗、民俗。简单来说，文化就是习惯，文化就一“俗”字。文化如何产生？通过教育（教化）可以培养一个人的习惯，但要培养所有人的习惯，要在人群中形成一种持久的风俗，通过教育会有效果吗？答案是否定的。要培养所有人的持久习惯，要在群体中形成一种持久风俗、培植一种牢固文化，就须借鉴周公“约定俗成”的做法。也就是说，只有把法规制度确立起来并严格执行，才有可能让所有人保持长久的习惯，才有可能在群体中培植出牢固的文化，否则文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故古人云：“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同时，要改变所有人的习惯、要改变群体的文化，亦须把法制确立起来，故商鞅有云：“制度时,则国俗可化”。

从以上论述可得一结论：文化是法治的产物。例如，古代中国，孝敬父母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原因就是“不孝”被纳入十恶不赦之罪，有罪就得罚；同时，汉朝设有“举孝廉”制度，孝顺父母成为步入仕途的资本，进而促使“孝敬父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相反，时下社会，不孝父母不会坐牢，孝顺父母不会做官，故使孝道于我等渐行渐远。

综上所论：儒家“礼治”思想就是“文化治理”思想，文化是法治的产物，故而法治是“礼治”的基础。儒家“礼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其推行“礼治”的方法是教化，而不是法治。

话说“深山藏虎豹，乱世出英雄”，东周是中国圣贤辈出的时代，管仲、老子、孔子、墨子、鬼谷子、荀子、孟子、庄子以及孙武、孙膑、吴起、商鞅、李斯、韩非等皆出自东周。东周圣贤辈出或是世道太乱之故，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乏乱世之时，为何耳熟能详的顶级人物多出自东周？其因很简单：在社会伦理纲常深入人心骨髓的东周，若是有人怀疑其伦理纲常的正确性，就会引发思想上的大解放，结果必会催生顶级人物，此理如同弹簧压得越紧弹得越高。中国历史上经有两次思想大解放，一为东周时期，二为民国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东周时期是人们冲破奴隶社会的思想牢笼，民国初年是人们冲破封建社会的思想牢笼。人们每次冲破旧的思想牢笼后，思想便会处于一种无序的发展状态，什么思想都可能产生。此如老虎挣脱牢笼后，其或跑到市井，或逃往深山，或窜进林子，此亦是东周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盛景的原因，墨家即为其中的闪亮之星。

墨家篇

墨翟，俗尊墨子，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其所创立的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极大。中国古代农民身处社会最底层，无论内忧或外患，遭受苦难最深的永远是农民。此种苦难决定了农民阶层的心声永远是期盼天下太平，而在农民阶层看来，天下太平无外于人人相亲相爱，此即墨家思想的核心——“兼爱”，“兼爱”思想的实践要求是：上不压下、大不欺小、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贵不轻贱、富不嫌贫，等等。因为墨家学说有庞大的群众基础，故与儒家学说并列成为东周显赫一时的学说，简称“显学”，其时学者身份“非儒即墨”。

墨家“兼爱”思想是一种没有差别、一视同仁的博爱思想，其虽美好，却要面对一种无法挣脱的现实困境。例如，邪恶的张三欺凌善良的李四时，墨家定会上前劝说，如若张三不予理睬，怎么办？教训张三会违背“兼爱”思想，坐看李四受欺亦会违背“兼爱”思想，此即墨家无法挣脱的现实困境。墨家“兼爱”思想因符合农民阶层利益被推崇，却因无法突破现实困境而逐渐谈出大众视野，终使墨家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一般，闪耀即逝。在困境挣扎中，墨家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一，墨家是农民阶层代表，农民是在征服自然中求生存的群体，当“兼爱”思想遭遇现实困境后，部分墨者便把精力转移到研究自然科学和劳动技术上，从此走上科学研究道路；其二，在“要不要教训张三”的问题上，部分墨者把“兼爱”思想演化成“义”而果断教训张三一番，从此走上锄强扶弱的江湖游侠路，但锄强扶弱必会动用私刑，故使部分墨家分支逐渐演变成黑社会组织甚至恐怖组织。

墨家一视同仁的“兼爱”思想虽因现实困境而急速流产，但在视奴隶生命如草芥的东周社会，其爱的思想可谓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最大进步，其博爱的光辉亦将永远照亮人类文明进程。有人或问：墨家思想如此善美，何以困之其境、戛然而止？其实，这是墨家的阶级局限性所致。如前所言，墨家为农民阶层代表，农民阶层身处社会最底层，得到的利益分配非常少，农民为求生存必会十分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否则原本艰难的处境会更加艰难而影响生存。简单来说，农民个体的特性就是只能顾及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否则没法活。农民个体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的特性表现为群体特性时，就是利益均沾的平均主义，此即墨家“兼爱”思想的起源。“兼爱”是一视同仁的“平均的爱”，当“平均的爱”遭遇“公平的爱”时，墨家就会在“邪恶的张三欺凌善良的李四”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两难境地自然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劝阻不了张三就拂袖回家研究种地去，二是劝阻不了张三就行侠仗义将其暴揍一番，而这两个结果都无法让墨者再继续坚守其信仰，结局只能是分崩离析、瞬间消失。墨家平均的爱是一种个体小爱，而非群体大爱。

时下，无论社会管理领域还是企业管理领域，人性化管理虽是倍受追捧的管理“新”概念，但其灵魂却是墨家“爱”的一脉相承，形体是墨家“善”的衣钵相传。就此而论，人性化管理绝非新事物。然而，诸多管理者在人性化管理中常步墨家个体小爱之后尘。比如，有的企业在薪酬体系中设有工龄工资，目的虽是激发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但体现出来的却是对老员工的人性关爱。然而，在同工同劳情况下，对老员工的人性关爱却是对新员工的隐形伤害。有人或不以为然，认为只要新员工的工龄足够长也能受此待遇。此逻辑貌似在理，但若取消工龄工资，新员工虽不会因此得利，却会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无外于伤害停止。所以，工龄工资是对老员工的一种小爱，这种小爱却是对新员工的人为伤害，既有人为伤害就谈不上真正的人性化管理。有人或说：取消工龄工资，新员工虽高兴，但对老员工却是一种伤害。其实不然，老员工虽受伤害，却非人为施加的伤害，而是老员工“不劳而获”心理的自伤。老员工在企业工作期间，其有选择离开的自由，留下来是出于个人自愿，现若以其“自愿”来索取好处费，犹似女人自愿嫁给男人三十年后向其讨要“服务费”一样，伦理上说不过去。再者，老员工虽为企业贡献多年，却非无偿贡献，其贡献一年就有一年的回报，贡献十年就有十年的回报，从市场角度讲，两者互不亏欠。

管理者或许会在感情上感觉亏欠老员工，但感情归感情，却不能感情用事，否则就不是人性化管理，而是人情化管理。真正的人性化管理，其核心思想是对整个群体的大爱，而非对个别人或部分人的小爱。小爱讲的是什么？小爱讲的是感情；大爱讲的是什么？大爱讲的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公平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发展进步的基石，公平是对群体所有成员的大仁、大义和大爱，公平是群体所有成员望眼欲穿的最大期盼，公平是下属誓死追随的要诀。中国墨家“兼爱”因是感情小爱而非公平大爱，此即注定了其最后的宿命。再者，话说“天下根本，人心而已”，人心根本又是什么？人心根本，公平而已。纵观古今，孰能举出“公平灭、人心在”的例子？故王夫之有云：“论天下者，必循天下之公”。

公平既为大爱，如何维持公平呢？此处重拾以前讲过的例子：体硕健壮的张三与弱不禁风的李四擂台比武，纵使张三必胜无疑，但若裁判未经二人切磋就直接判定张三胜出，李四必认为不公。再如，选人用人中，王五因杰贯古今而被直接启用，其虽合乎唯才是举主张，但众人会服气吗？肯定有人不服，不服就是因为不公。我等常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真正的公平不是结果的公平，而是过程的公平；没有过程的公平，再公平的结果也将被定义为徇私。故而，欲使公平的结果深入人心，首当确保过程公平。何以确保过程公平？管理实践中，过程即规则，规则即法制。法制，公平的基础；法治，公平的关键。法制不立，公平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法治不成，公平就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没有公平，就谈不上大爱，故儒学集大成者朱熹曰：“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也”，商鞅亦曰：“法者，所以爱民也”。再者，以爱为主题的人性化管理，核心是以人为本，人又以何为本呢？商鞅曰：“民本，法也”，以人为本就是以法为本。

综上所论，欲成墨家之爱，必求公平之理；欲求公平之理，必求法治之成。法治看似无情而有违墨家“爱”的倡议，殊不知，法治虽无情，却是无情的大爱。情是爱的边缘，无情即无边，无边之爱即大爱无疆。有情无爱，有爱无情，此即道家“有无相生”之理。

道家篇

道家，中华文明的巨星，一个充满唯物辩证思想的哲学流派。五千年中华文明中，若论最璀璨的明星，无出道家之右者。中国能与马克思主义结缘，亦或缘于2500多年前道家种下的因果。如果说，崇尚“刑不上大夫”的儒学是贵族哲学，主张“爱人若爱其身”的墨学是农民哲学，那坚持“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道学便是全民哲学。其实，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中国产生的哲学流派很多，但能真正算得上哲学的只有道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虽传入中国近百年，但在诸多民众眼里，道家哲学仍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唯一哲学。

道家经典《道德经》是中国最伟大的著作，据说是世界上除《圣经》之外被译成外文发行最多的著作，其与《周礼》《周易》《论语》《孙子兵法》共同构筑成中华文化的基石（五书皆出自周朝）。众人常把《道德经》误解为讲述人伦心性的道德学说，实际却是以“道”为核心的哲学经典。道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在道家思想中随处可见。比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是对立统一规律，“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是量变质变规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等。

道家哲学虽充满唯物辩证思想，但其世界观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物质，道家哲学则认为是客观存在的“道”。今人虽把“道”理解为自然规律，但在道家人眼里，自然规律只是“道”的外在表现，“道”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客观事物。其实，细观《道德经》对“道”的各种叙述不难发现，道家的“道”指的是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也称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是包括物质在内的所有事物拥有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定义为世界的本源，道家哲学则把物质拥有的规律定义为世界的本源，两者既相通又有区别。

我们都知道，世界哲学体系分为两类，一是唯物主义哲学，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唯心主义哲学，比如毕达哥拉斯哲学。中国道家哲学却很特殊。其一，道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虽有区别，但两者都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使得道家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有相通之处，即：否认意识的第一性；其二，道家哲学虽承认“道”的客观存在，却将其视为一种能够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从而导致其与唯心主义又有相通之处，即：否认物质的第一性。道家否认物质第一性又否认意识第一性的特点使其成为夹在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之间的“两面派”。道家哲学虽遭遇“两面派”的尴尬境地，却能坚守“道”的客观存在和否认精神的第一性，所以道家哲学的本质就是一门发展不成熟的唯物主义哲学。当然，在2500多年前却是世界上最成熟的唯物主义哲学。

因为道家哲学将“道”视为主宰一切的神秘自然力量，故其方法论是严格遵循“顺从自然”原则，以为只要顺从自然，所有事物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此即道家的著名主张：无为而无所不为。今人虽对道家“无为而治”有更丰富的理解，但其原意却是一种听凭自然、不求作为的消极避世主张，这在老子的“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愿景中得到充分证实。或可说，道家哲学的方法论是“在顺从规律中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而不是“在利用规律中顺水推舟、乘风破浪”。

道家哲学虽有局限性，但其对规律“神一般”的尊崇却是人类社会从感性文明走向理性文明的转折点，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主轴。同时，道家哲学“无为而治”主张的本意虽消极，但其提法却极具科学性。

无为而治，管理者永远的梦，欲求无为管理，须先找到科学的管理工具，此如想要消灭粮仓的老鼠，最好的办法不是抓，而是养，养什么？养猫。管理的工具是什么呢？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由一组或主次有别的多组矛盾组成，任何一组矛盾都由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构成。管理工作亦如此，其由“管人”和“管事”两组矛盾组成，“管人”为主要矛盾，“管事”为次要矛盾；“管人”的矛盾又由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是什么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得把管理对象的本质搞清楚，即：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马克思对人的定义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是社会关系呢？任何群居动物都有群居规则，猴群的一个规则就是要顺从猴王，羊群的一个规则就是要跟着领头羊走，蜂群的一个规则就是工蜂负责采蜜，蚁群的一个规则就是兵蚁负责保卫家园，等等。人为群居动物，要群居才能成为社会，故群居规则就是社会关系。原始社会的群居规则叫惯例，现代社会的群居规则叫什么？法制。法制明确了人与人的关系。比如，我与张三不认识，但我俩皆要遵守国法，我不能偷他，他也不能抢我，这就是我俩的关系——法制关系；又如，企业老板和员工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此关系是由公司法和企业的规章明确的，所以他们的关系也是法制关系；再如，一对男女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必须由法律明确，所以夫妻关系仍是法制关系；再如，张三与李四是朋友关系，二人若不守法而相互欺诈，朋友关系就会消失，所以他俩的主要关系仍是法制关系；又如，父子之间是亲人关系，如若父子之间不遵守国度而相互伤害，他俩之间的亲人关系就会消失而只剩下血缘上的生物关系，等等。就此而论，法制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人的主要社会关系就是法制关系。因此，“管人”这组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通过法制来管人，简称法治。如前所说，夫妻关系是法律关系，但恩爱夫妻还有一层关系叫感情关系，感情关系就是人的次要社会关系。故而，“管人”这组矛盾的次要方面就是通过感情来管人，简称人治。

综上所述，法制是管理的主要工具，法治是管理的主要方法；人情是管理的辅助工具，人治是管理的辅助方法。管理实践中，若能实现法治，即可实现道家“无为而无所无为”主张，此亦中国法家的最高理想：“君无为，法无不为”。

法家篇

法家，平民的政治代言人，一个用历史成就为其主张开具推荐信的学派。中国百家学说中，若论人杰辈出而无出其右者，当属法家，其代表人物有：圣人之师、华夏第一相管仲，号尊兵圣、著作享誉世界的孙武，文武双全、智勇全能的盖世之才吴起，大秦帝国奠基人、被毛泽东誉为“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中国重农主义和变法图强的开山鼻祖李悝，让小小韩国变得无人敢犯的申不害，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的规划者李斯，千古一帝秦始皇以及令秦始皇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韩非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慧的化身诸葛亮，等等。这一系列杰出人物中，除韩非子英年早逝外，其他人多是历史功勋赫赫的顶级人物，故毛泽东同志评价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

法家能取得卓著的历史功勋，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找准了管理学的理论原点（或称理论依据），进而推演出一系列科学有效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任何理论都有其源头，该源头称之理论原点。比如，宗教理论原点是“世上有神仙”，中医理论原点是“阴阳五行”，化学理论原点是“物质由分子和原子组成”，力学理论原点是“力的作用和反作用”，量子理论原点是“任何物理量都是不连续的”，核物理理论原点是“原子裂变和聚变会释放能量”，等等。一套理论若能找准其理论原点，便能在实践上获得成功，否则就是瞎忙活。中国儒家、墨家、道家的治国理论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践上的真正成功，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管理理论的原点是什么？上面讲过，管理主要是管人，既是管人，其理论原点必在人身上。那人身上的哪个特性才是管理理论的原点呢？明确一点：人类无论多聪明，本质依旧是一群脱光毛的猴子，其与才狼虎豹一样，肚子饿了就得寻找食物，遇有危险就得赶紧跑路，这一“找”一“跑”便是包括人在内所有动物共有的自然天性——趋利避害。李斯与韩非子恩师荀子对此早有定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类趋利避害的自然天性简称人性，人性就是法家的理论原点。商鞅曰：“人性有好恶，故民可治也”，韩非子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趋利避害的人性不仅是法家理论的原点，也是管理学理论的正确原点，这也是古今内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无论如何创新变化，管理的主题是永恒不变的根本原因。管理的主题是什么？两个字：奖惩。纵观古今内外的所有管理理论，有哪个能离开“奖惩”而取得实践成就？没有。“奖”是给人的趋利本性“升级”，“惩”是给人的避害天性“下药”；“奖”能使人在趋利中积极工作，“惩”能使人在“避害”中好好工作。

在君主专制统治时代，任何治国学说要付诸实践，必须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首要前提，否则就是阎王桌上抓供果——自寻死路。法家学说亦如此，其虽尊崇法治并能找准管理理论原点，且较之于儒、墨、道有诸多进步之处，但同样须以“尊君”为前提。然，“尊君”前提却导致其产生了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即：无法调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矛盾。比如，要强国富民就得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得发展商业，发展商业就会出现富商巨贾，富商巨贾有钱后就能招兵买马而威胁君主专制统治，所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便是重农抑商，而重农抑商政策便是始于法家的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始于法家的抑商政策虽能稳固皇权，却阻碍社会发展而违背管理学的初衷。

同时，因为权力是统治的基础，所以法家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必然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加强君主集权必须提防朝臣篡权和百姓对君权合理性的质疑，这就是法家“法”“术”“势”的理论根基。“法”“术”“势”原是法家的三个派系，即：以秦相商鞅为代表强调“重赏重刑”的“法”派，以韩相申不害为代表强调“整肃吏治”的“术”派，以齐相慎到为代表强调“君主集权”的“势”派。最后，一位师从儒家、归本道家、成于法家的杰贯古今人物，诸子百家争鸣中最后一位大思想家韩非子将三派思想整合成法制民、术驭臣、势立威的帝王之学，《韩非子》一书因而成为与《道德经》《论语》并列的经典古籍和历代帝王秘而不宣的面南之术。法家加强君主集权的主张客观上造成了“权”和“法”相互独立，权与法相独立就容易引发“以权压法”问题，出现以权压法就谈不上法治。所以，法家学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学说。尽管如此，法家却能准确找到管理学的理论原点，仅凭此一点即可成为世界管理学发展史上一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不朽丰碑。

当下，许多人的法治思维是“依法用权”，而“依法用权”须依靠掌权者的自觉性，但人的自觉性靠得住吗？若能靠得住，那包青天肯定满地皆是，这可能吗？要实现法治，核心在于解决好“以权压法”问题，但只要权力握在人的手里，此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因此，要解决“以权压法”问题，就必须把权力从人手上夺回来，怎么夺？我党提出的思路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本质就是将权力和法制融为一体，彻底消除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而实现权力法制化，从而回避“依法用权”问题。权力法制化是实现法治管理的核心，其要义见于下例：某大型超市规定：“营业部经理空缺时，由上一年度销售业绩最高的售货员无条件自动接任，其若主动放弃或已离职，则由销售业绩排名第二的售货员自动接任，如此类推”（暂不论此规定是否严谨）。此时，任命营业部经理的权力已经变成一种法制，而不再是掌控在超市老板手里的权杖；如若所有售货员都熟知该规定，纵使超市老板对接任者不满意，其亦不敢随意违反规定擅自改变用人，否则后果将极为严重，此即韩非子所说的“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超市老板不敢违反法制的管理状态就是真正的法治。

综上所述，生成儒家“礼”的土壤是法治，播撒墨家“爱”的方法是法治，实现道家“无为”的途径是法治，成就法家“法治”的核心在于消除权力人物化和权力岗位化并实现权力法制化。